外勞怎麼都在直播?— 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
印尼看護伊達來台九年,她在跨年那晚跟著同鄉好友走到台北 101 前擠滿人的街道, 拿起手機直播倒數後 2020 年的第一發煙火。
跨年後伊達回到雇主家的豪宅,把疲累的身體扔進房間的床。她說隔日早上五點醒來工作的那個家裡,有 12 顆監視器鏡頭。對伊達來說,只有她手機的那顆直播照相鏡頭,對於身為移工的她,最自由。
台灣人對直播的印象是選舉開票、聽星座、看廟會、跟網紅互動。沒有移工。事實上,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有著自己的直播世界。我常常看到他們在直播,只是大部分的時候不懂,移工透過直播,要說些什麼?
我在台灣很好
「我第一次直播是在新豐工廠的宿舍,我打開房間的窗戶,那個海啊,太美了──。之後我就開始直播,直播日出五點的光線,或是夏天時候下班看見的夕陽。」印尼朋友妮妮說。我每次看到她,她總是在直播。妮妮在新北市汐止當看護,她在台灣工作 12 年了,換過 15 個雇主。每次講起 2015 年在新豐工廠的辛苦生活,妮妮總是皺起眉頭,但也在那個時候,她開始直播。
妮妮說:「辛苦的時候不可以直播。」直播是為了讓家人知道她在台灣過得很好;不是直接講電話跟他們說自己很好,是讓他們看,而且直播時要化妝,要看起來漂亮有氣色。
妮妮每次的直播都不太久,有一次直播超過二十分鐘,是不小心醉了。她當時跟朋友在捷運站前喝韓國 酒,那時候被台灣人拍照,她不敢發布出去。「如果我發布出去,一定會有很多人說:天啊,你是女生!穆斯林!這個印尼人會喝酒!」
「我過得很好。」我問了好多人為什麼直播,這是最常得到的答案。大家都跟我說,他們希望別人看見自己在台灣很好。他們在直播裡,展現自己很好的樣子,證明「好像真的很好」。
外勞怎麼都在直播?
我們常常看到移工在直播,「外勞果然什麼都開直播呀!」、「500 外籍移工舞廳嗨翻,臉書開直播露餡!」、「女移工吃火鍋、唱卡拉 OK 都要直播,害自己 GG 了」、「臉書還開直播到處玩樂!」如果 Google 搜尋「移工直播」,總是得出這些字句和新聞標題,台灣人可以直播;移工直播,就要被說。
莉卡是一位印尼看護,在台中照顧坐輪椅的阿嬤,必須整天不離阿嬤身邊。在莉卡的一次直播中,阿嬤在火車月台旁坐在輪椅上,頭戴粉色毛帽、裹著橘色圍巾,身上穿戴得五彩繽紛,被莉卡打點得年輕。阿嬤在直播裡跟一位路過的印尼小哥擊掌,莉卡在鏡頭後面把這個景象直播上傳。
莉卡喜歡跟阿嬤出去玩的時候直播,她拍花、拍自己。平日跟阿嬤出門復健的時候,她也喜歡拍這位看到鏡頭就會比讚的阿嬤。
莉卡除了自己直播,她的 Facebook 裡每天也都會有其他移工朋友直播,她會滑一下、點掉,只是看一下大家在幹嘛,「大家沒什麼(事)都在直播,哈哈哈。」
2008年台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出版的《跨國灰姑娘》一書提道,手機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讓移工建立網絡、聯繫家庭,或追求愛情。當時的手機只能通話和視訊,2016 年 Facebook 開啟直播功能,比視訊更具公共性,不只一對一視訊,而是大家都看得到。從那時開始,我常常看見熟識的印尼朋友直播,他們直播日常、休假生活,還有每一個我不理解的時刻。
對我來說,開臉書直播很尷尬,不知道要跟誰說話,所以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這群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這麼喜歡直播?
每周日的台北車站大廳可能是移工直播最密集的地方。我觀察到在這裡幾乎是五個人中就有兩個人在直播。直播內容可以是吃美食的一瞬,也可以是不講求構圖的漫漫遊走。在台北車站的直播,只屬於可以休假的少部分移工,大部分移工的直播,是發生在日常的每個時刻,在各地雇主家的廚房、小公園,和睡前的床。
據勞動部統計,截至 108 年 12 月,台灣目前東南亞外籍移工人數接近 72 萬人,其中印尼移工人數占比最多,高達 27 萬 6 千人,從事社福工作者 72%,產業工 28 %。在台看護工不受勞基法保障,勞動部 108 年統計,近九成外籍看護工無法固定休假,五成僅有「部分放假」,而且有三成四的看護工不曾放假。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移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用手機直播,因而成為一個人際溝通、自我抒發的出口。
直播是一種喘氣
有趣的是,108 年勞動部的統計中,外籍家庭看護與台灣雇主工作有困擾者,統計原因第一名為「語言溝通困難」,第二個原因是「愛滑手機、聊天」,占比 49.5%。直播,大概也在這個選項裡面。
也對,如果在大街小巷看見一位長輩與一位外籍看護工,那位外籍看護工大概手機不離身,時時低頭。她低頭看手機的頻率很高,像呼吸一樣。
手機對移工來說,是工作生活中的喘氣。
「老闆對我很好,我有事才會放假。直播都在外面,不會在家裡。」「莎莉媽媽」45 歲, 在北投照顧一對阿公、阿嬤,平日她會帶阿公、阿嬤去醫院拿藥和復健。在走到醫院的路上,莎莉媽媽常常開直播。
莎莉媽媽的中文說得條理分明,她條列了自己直播的原因。說第一,她在台灣很好、 照顧的阿公健康;第二,分享她照顧老人的方法給同鄉;第三,莎莉媽媽朋友很多, 她直播她帶阿公、阿嬤去復健和看醫生的路途,是要跟大家說:「我在忙,看我直播就好了。」
她拿起手機,給我看她某次直播的照片。照片裡她帶著阿公、阿嬤到陽明山踏青,讓阿公和阿嬤襯著野餐墊,蓋著毯子、撐雨傘入睡。「因為我怕有鳥鳥大便,或是掉下 來的樹枝,冬天山上風大,我直播告訴大家,在台灣怎麼帶老人家去爬山。」
沒什麼人看莎莉媽媽的直播,但她還是每天直播,我覺得比起她跟我說的直播原因, 她直播比較像是工作時的喘氣。即使僱主對待再好,合作愉快,直播暫時可以脫離現實,在直播的網路世界裡透氣呼吸。
阿娣也是這樣。
阿娣是一位印尼看護,今年 50 歲,她在台灣照顧一位身障朋友小傑 11 年。阿娣的中文流利,跟小傑感情很好。她與小傑睡同一個房間,協助他行動、翻身,和生活上的大小事。他們像緊緊相依的母子,只不過阿娣還是需要在直播的網路世界裡,稍微休息。當阿娣直播的時候,她在鏡頭裡的姿態和聲音,好像舒服了許多。
阿娣每天的直播鏡頭裡是她在後院種的小花、青菜、九層塔、木瓜,「因為它們很可愛,所以我直播。」阿娣說她在台灣沒什麼朋友,後院裡的植物是她的好友,她白天、夜晚都會直播,看花草茁壯。她說,近期的新朋友是一株不知道名字,一晚會長 15 公分的藤蔓植物。除了植物好朋友,阿娣也會直播分享做菜秘訣給她臉書上的朋友,她常常結束直播後接到電話:「姊姊剛剛那個怎麼做?教我!」
「但我就有麻煩。」阿娣照顧的身障朋友小傑在一旁笑著說。每當阿娣和小傑在外走動的時候,阿娣有時也會直播,小傑習慣了阿娣的直播,但是其他家人並不同。小傑說他和阿娣出門的時候,媽媽會在臉書分享阿娣的直播,但是阿娣一直播,他的手機也會一直響,爸爸或媽媽會傳許多則訊息,問他在哪裡、做什麼事。
為什麼我阿嬤在你直播裡?
阿娣和莎莉媽媽的直播裡有被照顧者;被照顧者並不一定都知道「他們被直播了」。
「我看到的時候,一開始滿衝擊的,阿嬤一定不知道自己被拍。」蔡雅婷從事移民工文化工作,也是移工的雇主。家裡有一位 20 歲的印尼女孩在老家嘉義幫忙照顧阿嬤,蔡雅婷和印尼妹妹加了臉書好友,可以在臉書上看見直播。她說妹妹的直播,常常拍到阿嬤。
「我阿嬤怎麼在你直播裡?阿嬤一定不知道自己被拍。」蔡雅婷說,她一開始會有疑惑, 「但是後來我在想,我自己不也一樣,會默默拍我阿嬤。」
「我在她的直播看見阿嬤,一方面覺得衝擊,一方面滿開心的。她不是只是拍自己,她是在意我阿嬤,有把阿嬤放在心上,所以拍她。」蔡雅婷說,她在台北工作忙,只有阿嬤住院的時候,才會回嘉義看阿嬤。看著妹妹的直播,好像在阿嬤身邊。直播裡可以看見阿嬤的狀態,是不是還健康,可以有餘力碎念。
但還是有許多人,不喜歡移工直播。
「我接過因為直播被遣返的。」Amanda 說。她過去是移工,現在是新住民,她在桃園群眾協會的庇護中心工作,幫助有勞資糾紛的移工。
Amanda 處理過幾件廠工在工廠直播,被同事舉報直播而被遣返的案例。她說,在這些例子裡,工廠規定工作中不能直播洩露機密。但她認為,有時直播只是藉口,更深的是歧視,或暗地裡的同事爭鬥。
我問 Amanda 怎麼看大家直播。她說看狀況啊,她舉了 2018 年一則新聞當例子,當時新聞裡女移工直播自己一邊照顧病床上的阿公,一邊跳舞。當時那則新聞引來一片謾罵,罵那位移工沒禮貌,「我不是說誰對誰錯,可是如果從她的角度想,她是不是一 天24小時、一年 365天為了照顧阿公,都沒有休假?她是不是壓力很大啊,所以用直播抒發情緒?」
蔡雅婷也說,「她(印尼妹妹)的生活滿無聊的,我會在直播裡看到妹妹在我房間裡下腰。」蔡雅婷說,印尼妹妹少有休假;當移工的生活圈只在家裡,直播可以跟朋友分享生活。
然而,也有些人,直播裡沒有阿嬤或雇主。他們不敢讓雇主知道自己在直播,但即使偷偷摸摸,也要直播。直播對他們來說是網路世界的庇護所,是跟同鄉朋友資訊的傳播,是彼此支持的網絡。
直播是彼此支持的網絡
「我每個禮拜一、禮拜三晚上九點直播。我告訴大家最新的勞資訊息,遇到困難可以怎麼找人幫忙。」
小翠住在基隆,照顧 91 歲的阿公,阿公身體還硬朗,小翠工作時間彈性,能夠時常出門,協助同鄉的朋友在工作上的糾紛。小翠在印尼移工的社群裡, 很受敬重,朋友都用印尼語稱她Bunda(女士之意)。她有一台 24 小時網路不能關的平板電腦。我曾經看過她電腦裡的 Line 介面,訊息回不完,許多人要找她幫忙。
小翠家裡的廚房是她的辦公室,放了書,也是直播的場所。當她要直播的時候,會跟阿公說她要「上課一下」,然後開直播,解決大家的疑惑。小翠每次直播一小時,最多會有 2,000 人同時在線上觀看,她說這些人大部分自己也不認識,但是來自很多地方,她說,在直播的時候,觀眾們會留言:「台南來了!高雄來了!很可愛這樣。」
在庇護中心工作的 Amanda 也會開直播讓同鄉的朋友諮詢解惑。她每周一次在協會辦公室開直播,一開就有 300 位觀眾收看。直播結束後,最多曾有 6,000 人看過。
我驚訝於小翠和 Amanda 所說的觀看人數,對我這樣不曾在臉書上直播的人來說,這些數字著實難以想像;但我也在這些數字之間,理解了移工對實用資訊的迫切需求。
感覺自己真實存在,因為還有聲音
所以,移工的直播真的是因為自己過得很好嗎?有一天訪問後,我陪「直播說在台灣很好」的妮妮搭火車回家。
我跟妮妮一起搭上晚間十點的區間車,周末夜晚要回家的人很多,沒有位置的我們站著。她已經習慣台北這樣搖晃的區間火車,站著沒有握扶手。
我問妮妮,她坐車回家的時候也直播嗎?「會啊,我的雇主是我的臉書好友,我有時候也會直播讓他知道我要回家了。」不過,她笑了一下說,但是有時候也想保有隱私,臉書可以限定直播觀看的對象。
2019 年 11 月 16 日我訪問妮妮。2020 年 1 月 4 日,妮妮照顧的阿公過世。
我看見妮妮在臉書 po 上一段她與阿公開心歡笑的影片,她在貼文裡打上:「阿公一路好走。」我問她還好嗎?她用中文回覆:「我很好。」
阿公過世隔天是周日,本來是移工和好友們在台北車站開心相聚的日子。那一天晚上 的 11 點 31 分,妮妮一個人在空蕩的台北車站月台直播,月台沒什麼人,直播畫面裡駛過幾班區間火車,有時是妮妮失神的臉龐,畫著完整的妝。
在那天的直播裡,妮妮對著鏡頭、空氣、火車講話,講了20幾分鐘,她的話語混雜著印尼文和爪哇語,有些話我聽得不是很懂。但以我僅有的印尼語彙,我聽得很清楚,她直播裡說的不再是自己很好,是她「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Aku sendiri.(我一個人。)」除了這一句簡單的印尼文之外,她說的爪哇語, 我聽不懂,只能開著電腦,聽著她講話的聲音。聲音。此刻的妮妮說著母語。 我終於懂了。你聽:
說母語是世界上最療癒的事情。
當台灣人看移工直播,我們常常想到他們暴露了被照顧者的隱私,或洩露工廠的機密,有人還因為直播,被遣返回國。但其實移工直播,是因為那是連結,在直播裡舒服地說自己的語言,表現快樂、展現自由,和同鄉朋友在網路上互助支持。移工是孤鳥,孤鳥在飛行的時候,直播可以讓他們脫離現實,在網路的世界裡回巢、透氣呼吸。
直播不一定代表自己真的過得很好。但是當移工直播的時候,他可以說話,表達自己。那一刻才終於不是一枚勞動力,而是個完整的人。因為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