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加稅障礙 朱敬一：用對溝通方法 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民主與社會不平等其實關聯不大，社會不平等是資本主義內在特質發展下去的自然結果，這在全球皆然，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網頁即顯示不論依貧富差距等哪種指數，各國近三十年的所得分配不平均狀況都越趨嚴重，台灣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並非特有。
不過各國因有不同歷史背景，社會不平等發展脈絡不大一樣。以英語系國家如美國、英國來說，社會分配不平均很重要來由來自CEO薪水很高，公司肥貓多；歐洲、日本等老國家則是因貴族階級勢力影響大。
至於台灣，一九四○年代國民政府來台時，當時的日本大企業就全都變成國營事業，例如台糖等，變成是政府最有錢，因此沒有貴族留下來的影響等問題。另外，台灣CEO的薪水也不算太高，分配不正義脈絡和其他國家不同。
台灣分配問題 看動態不平等
我認為，現今台灣的分配不平等狀況，最適宜用「動態不平等」分析。在學理上，「不公平」向來有多種意義，比起著重任何一個時點所得分配平均與否的「靜態不平等」，我一直更關注「動態不平等」，舉例來說，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子女若夠努力，仍然沒機會往上攀升。
我最喜歡的廿世紀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說「公平的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 ambition sensitive」，彰顯了動態公平的核心概念。其中ambition 是指個人的努力、拚勁；endowment指無關個人努力的、生下來就給定的資源或機會。
我們若拿一九七○年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和近年台灣的產業政策相較，會發現當時企業家若去找孫運璿，孫運璿都會說只談政策、不談個案，因為他那時代還沒超大企業，所做都是在培育新興產業，不知未來誰大誰小。因此孫運璿的政策就是扶助第一代企業家，和現在的產業政策很大差別是不知對方將會變如何，服務對象可說不特定。
贏家已出頭 政府繼續幫後代？
然而現代的台灣，第一代企業家早已傳到第二、三代，以致政府要扶助產業，對象都很明確，這就不大符合Ronald所說「公平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有些人會說現代畢竟不是威權時代，而是民粹時代，但並沒講到核心：孫運璿做政策的環境盡管與威權有關，但以前要扶助產業是不知對象是誰，現在則是winner已存在，而且還要幫他持續winning。
越有錢的人 越靠房地產賺錢
在世代財富世襲狀況下，若真要做到分配公平，就該搞清楚有錢人所得結構為何，又到底靠何賺錢。例如有資料顯示，越有錢的人，財產越來自資本所得，而且很大比例是靠買賣房地產，不只是股利所得。
現行土地增值稅採分離課稅，是因為一般認為買賣房地屬偶發所得，並非常態；但在這份資料顯示，買賣房地根本是有錢人賺錢的常態性主要來源，難怪曾有電子大亨說做辛苦這麼多年，結果發現賺的錢還不如炒房地產賺錢多。
改善炒房地問題 三法同時走
要改善炒房地問題，我認為有三個方法。首先是今年開徵的房地合一稅。過去台灣土地是按政府公告現值計徵土地增值稅，增值稅率相對高，以往房地兩稅分開時，有心人士會故意低估房屋價值，藉一稅率高、一稅率低間做手腳，例如把增值高者灌到稅率低者；兩稅合一後，就無處可逃。
政府還該調漲土地增值稅稅率。台灣過去是增值課稅多，但持有稅低，房屋稅和土地稅率都不高；國外則是房屋稅、土地稅等持有稅高，增值稅較低。然而台灣這本來較高的土地增值稅，後來已從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降到百分之二十到四十，未來有調整空間。
土地公告現值也該調高。土地公告現值過去是是三年才調一次，但地方政府因怕得罪票源，不願調整，未來政府應設計一些誘因，去反映土地實價。
稅改怎麼改 最好組成委員會
要實踐分配公平等社會理想，政府當然也該實施相關社福政策，但首先會碰到財政問題。台灣目前財政最大的問題就是稅收不夠，又支出太多。以稅收來說，台灣租稅負擔率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三，是全球倒數第五，這不論誰來看，都知道一定要加稅，否則政府未來無米可炊；在支出方面，台灣潛藏負債十八兆，包括各種年金、勞保等，也到改革時刻。
政府若真想解決問題，可以組成委員會，設定總目標，要求在一定年限完成，包括租稅負擔率須增加到多少、潛在負債幾年後減到多少，委員會再依此研究哪些問題比較好突破，排出優先順序，規畫出ABC等解決方案組合，讓民眾選擇要哪種組合。
過去政府說要加稅，總會碰到阻礙，例如說要增加遺產稅，當事人就說錢不回來；說要加營利事業所得稅，當事人就說要把公司移到韓國、把帳移到開曼。正因為所有加稅計畫都有敵人，所以我認為需要委員會、需要大的目標。委員會成員除了找出解決方案組合ABC，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當委員會把資料整理出來，就到人民選擇時刻。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因為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例如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會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列方案 人民從中選擇
在政府支出方面，就拿年金來說，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OEDC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這些客觀數字，用來說服全民。
我們若問全民台灣十八兆負債要不要改，大家一定說要改，但怎麼改？我認為就該由委員會以職業別等來全面評估社會公平問題，研究可能對策，同時要避免激起太高反彈。例如可以調高勞保上限，但不溯及既往，只從一定日期後開始。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一定得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完全不同。
委員會組成 須納工會與弱勢
至於委員會如何組成，我認為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說的，可以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才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保持資訊多元。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完全聽他們的，政策會扭曲。
我也要強調，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總統馬英九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用對溝通方法 台灣人會理性
要克服加稅阻礙，除了設立委員會外，還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還包括政府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我認為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使用社會運動方法激起民意氛圍，其實台灣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也該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我覺得大家不要高估過往的民粹表現，低估民眾理性，有時這可能只是因為過去欠缺社會運動帶領。台灣民眾其實聽得進去小改變，只是要說服他怎麼做。
有權力必遭圍 政府要有定力
長照計畫等社福政策都需要錢，吃幾碗麵，就要下幾碗麵條，不可能沒錢去做長照。然而不論走稅制或保險計畫，錢都來自人民，增加福利一定要增加支出，政府一定要能以說服人民的社會運動方式去推動稅改。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社會問題 個人須當自己問題
人民也該盡責任。個人影響政策的能力或許微小，但都該take the problems personally，將面臨的困境視為切身問題來改變。
例如年輕人面對低薪，即使在環境內會因為改變不了而吞下去，但在心態上該當成企圖要改變的事情，而且不能只在企業內投入力氣，要在大環境裡也投入。面對社會問題，每人都要抱持想改變的正面態度，問題才會改變。
金控法、證交法……政府須注意
此外，我也要指出台灣過去談分配正義沒人看到的許多面向，例如金控法、證交法、公司法、兼業限制問題等。
以銀行來說，台灣現在除了公家銀行，其他私人銀行多是家族銀行，包括吳家、辜家、蔡家、何家等，既牽涉家族、財團問題，就得要有相當規範。
像現在有人建議金管會應幫銀行打亞洲盃，但公家銀行常被認為效率不彰，若幫私人銀行又很容易被質疑到底是幫家族或國家。我認為政府應盡快解決金控法、證交法等的落差問題，否則若一旦推行政策，很容易遭人民質疑公平性。
產金分離問題過去也長期被忽略。以美國來說，他們早就確實實施產金分離，限制銀行實體經營其他事業，以免造成借錢給不同事業間流動的弊端，也易有連動性風險乃至公平性問題。例如若一家銀行、家族集團在擁有全台十分之一產業，大到不能倒，就不符合產金分離原則，也影響世代流動，都須公司法、證交法等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