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篇／對策2：接受公民社會監督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師大大傳所教授王維菁坦言，主管機關握有的法律工具太舊太少，不能規管臉書、Google等科技巨頭，但這些平台對訊息的篩選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大家都看得到。她呼籲外部的「他律」介入，必須讓臉書等巨頭知道很多規範不能是自己獨有的權力，必須與社會對話，甚至落地，接受公民社會的監督。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李宣緯也指出，數位巨頭取得國民資訊，政府應考慮資訊課稅的概念，或考慮跟進先進國家要求資訊自主權，台灣民眾許多資料不應被無償取得。他指出，當前數位社會是業者建立的「注意力攫取模式」，業者在意的，與用戶的利益不一致。例如，平台並不在意用戶「沒看到」什麼資訊，而是「我要他看到什麼應該要看到」，這才是問題。

王維菁說，現在官方機構要求業者提供相關資訊，毫無意外地都被以「商業和營運機密」的理由拒絕，但大家都已經知道演算法對社會影響很大，即使是歐盟、美國等國家都對平台加強監督並要求協商，「他們決定你看到的世界」，是極度危險的狀況。

她說，NCC想要修數位通傳法，希望規範平台善盡責任，至少要求平台業者的各項原則至少應經過公民社會的監督、尊重在地法規。結果被當成「數位東廠」，科技大廠仍在台灣恣意取用資料、以演算法過濾訊息，有人擔心萬一這些業者停止服務，沒有其他選擇，她認為這是想像出來的狀況，「沒有什麼是不可取代」，政府早就該處理科技巨頭對個資的使用、對訊息排序操作的問題。

王維菁指出，對一般用戶來說，很難改變對社群媒體的依賴，現在的社群媒體就連用戶彼此被推薦的內容都不同，建構出不同的世界認知理解，其實「刪掉的比呈現的更重要」。演算法所帶來的「資訊差別待遇」更加危險，被篩掉的資訊是因觸及流量弱勢，但不代表不重要，卻已經完全不會出現在用戶的眼前。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副教授柯舜智指出，政治滲入社群媒體的操作，相當程度的激化了社會對立，她認為，在法律上，政府應該要立法讓社群守則公開透明、進行約束。歐盟已經立了數位市場法等相關法令，台灣的公平會才剛開始推動白皮書和相關的草案。她也坦言，台灣推動難，是因為人口數太少，但不能因為台灣看似弱勢就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