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n 陽光行動 民主路 向前行 實現社會正義
每次大選,「分配正義」都會拿出來談,但如何落實,靠的不是比大聲,而是比道理。圖為公平稅改聯盟日前在新光三越前舉行「緩繳行動」街頭行動劇,諷刺政府只幫富人節稅,卻把賦稅加在窮人身上。 本報資料照片

每次大選,「分配正義」都會拿出來談,但如何落實,靠的不是比大聲,而是比道理。圖為公平稅改聯盟日前在新光三越前舉行「緩繳行動」街頭行動劇,諷刺政府只幫富人節稅,卻把賦稅加在窮人身上。 本報資料照片

犧牲個人小利 換取社會共好… 你願意嗎?

「分配正義」是每次總統大選都會拿出來談,信誓旦旦選後必定改革的大計;卻也是民選總統容易向選票、向既得利益勢力屈服而功敗垂成的印記。

根據聯合報系民調中心,民眾願意給新總統蔡英文四年的改革黃金時間,做好做滿,也有=x成願給她八年。不免有人質疑,蔡英文與馬英九面對的是相同的台灣,相同的反對聲浪與勢力,說好的年金改革、改善社會分配等政見,當家之後她要如何化解這些改革障礙?

「什麼票都要,就什麼票都沒有。」去年著書「分配正義救台灣」的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說,改革,就是會得罪人,領導者就是要說服人民,要人民把眼光放遠,大家一起看到未來,做最好的選擇。

他相信,落實分配正義,靠的不是比大聲,而是比道理。

政府主動 塑造民意氛圍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指出,政府若改善分配正義,例如推行對富人多徵稅等稅制改革,必須「用幾乎是社會運動的角度與方式來做」,主動喚起民意氛圍;若做不到這點,有錢人絕對會喚起風潮來對抗,政府一定打不贏。

朱敬一舉例,前財政部長林全二○○五年推動「最低稅負制」,獲立法院支持,當時就是政府主動塑造了民意氛圍。

林全先公布全國前四十名高所得者,這些收入三億以上的富豪中,有八名所得稅經由各式減免,一毛不繳,實質稅率為零。另外七位,實質稅率只有一%。適用三八%、三九%的稅率,只有五、六位。

隔天主要媒體皆顯著報導「富不繳稅」的新聞,嚴重違反租稅公平的觀念打入民心。鋪好「非改不可」的路,接下來推政策就水到渠成。

富不繳稅 官方公布資訊

「這就像巴菲特說自己的資本利得稅率,比他的清潔女工所得稅率還低,讓美國人受不了,非推『富人稅』不可。」朱敬一認為,政府不該坐等「社會共識」;政府本來就有訊息、有話語權,「把資料攤開來,引導人民形成共識;最怕的是領導者置身事外、任民意發展,最後搞到政府沒法走該走的路」。

朱敬一也強調,改善社會不公平,必須和經濟面一起看,才有建設性;因為公平和效率、台灣競爭力等問題綁在一起。「台灣經濟結構大有問題,一塊餅本來就不大,光講公平,容易變成零和戰局。」

決策透明 降低反彈聲浪

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認為,所有政策推動前若都充分溝通、公開透明,民眾不見得會反對,「如果台灣民眾都這麼盲目、自利,今年大選結果不會如此。」

陳東升以馬政府失敗的漲電價為例,電價是該漲,但政府的說服工作不夠。如果先公開所有資料,包括台電營運成本及效率、電價補貼是否不成比例資助耗能大產業、有無利益輸送,並事先考量漲價對弱勢可能有何影響,持續與民眾溝通,再找到好的時機點宣布,民眾反彈不會那麼大。

陳東升說,但若決策過程像黑盒子,民眾經濟狀況又不好,政府就貿然決定漲電價,民眾發現電價補貼都給耗能大產業,這些產業還可免稅,「不反彈才怪」。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說,二○○九年他接任署長,當時健保虧六百多億元,他上任第一天就說要漲健保費,每個月多繳一個便當錢,「上班第一天就開始被罵」。

半年內他四處溝通,上電視台、電台宣傳,找李家同、陳樹菊、孫越幫忙拍短片,在醫院貼精算方案海報。楊志良說,六個月後,健保費率從四點五五漲到五點一七,「有沒有人叫我下台」?不但沒有,健保滿意度還到達歷史新高。「只要謙卑跟人民報告,社會是可以接受的。」

改革,是必須付出代價的。民眾不能口頭上說想要公平正義的國家,但涉及自身利益時,又反對改革。民主不能只剩下投票,而是需要更多「負責任的公民」,願意付出代價,換取社會「共好」。

人人自利 社會就危險了

「勞保費率高一點好,還是低一點好?」楊志良在採訪中兩度用這個問題考驗我們,眼神掃過現場每個人。

站在自利立場,真的是少繳錢比較好嗎?許多政策是當每個人都自利,對社會整體就是危機。

勞保費率低,收的錢就少,勞保財務就危險了,勞保破產又是誰倒楣?但他每次問學生,學生還是說「費率越低越好」,「我只好提醒他們,每個月少繳一點錢,最後你損失大了啊」,老了就領不到年金。負責任的公民必須懂得目前放棄個人小利,看見未來的、共同的大惠。

又如稅制,楊志良說,每一任政府的台詞都一樣:「拚經濟」;為了拚經濟,就要降稅。官員都說降稅「嘉惠多少人」,其實應該要說「多少人受害」,因為稅一降,國庫錢不夠花,「國家欠一屁股債,你我負擔就變重了」,這就是分配不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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