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個人小利 換取社會共好… 你願意嗎？

「分配正義」是每次總統大選都會拿出來談，信誓旦旦選後必定改革的大計；卻也是民選總統容易向選票、向既得利益勢力屈服而功敗垂成的印記。

根據聯合報系民調中心，民眾願意給新總統蔡英文四年的改革黃金時間，做好做滿，也有=x成願給她八年。不免有人質疑，蔡英文與馬英九面對的是相同的台灣，相同的反對聲浪與勢力，說好的年金改革、改善社會分配等政見，當家之後她要如何化解這些改革障礙？

「什麼票都要，就什麼票都沒有。」去年著書「分配正義救台灣」的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說，改革，就是會得罪人，領導者就是要說服人民，要人民把眼光放遠，大家一起看到未來，做最好的選擇。

他相信，落實分配正義，靠的不是比大聲，而是比道理。

政府主動 塑造民意氛圍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指出，政府若改善分配正義，例如推行對富人多徵稅等稅制改革，必須「用幾乎是社會運動的角度與方式來做」，主動喚起民意氛圍；若做不到這點，有錢人絕對會喚起風潮來對抗，政府一定打不贏。

朱敬一舉例，前財政部長林全二○○五年推動「最低稅負制」，獲立法院支持，當時就是政府主動塑造了民意氛圍。

林全先公布全國前四十名高所得者，這些收入三億以上的富豪中，有八名所得稅經由各式減免，一毛不繳，實質稅率為零。另外七位，實質稅率只有一％。適用三八％、三九％的稅率，只有五、六位。

隔天主要媒體皆顯著報導「富不繳稅」的新聞，嚴重違反租稅公平的觀念打入民心。鋪好「非改不可」的路，接下來推政策就水到渠成。

富不繳稅 官方公布資訊

「這就像巴菲特說自己的資本利得稅率，比他的清潔女工所得稅率還低，讓美國人受不了，非推『富人稅』不可。」朱敬一認為，政府不該坐等「社會共識」；政府本來就有訊息、有話語權，「把資料攤開來，引導人民形成共識；最怕的是領導者置身事外、任民意發展，最後搞到政府沒法走該走的路」。

朱敬一也強調，改善社會不公平，必須和經濟面一起看，才有建設性；因為公平和效率、台灣競爭力等問題綁在一起。「台灣經濟結構大有問題，一塊餅本來就不大，光講公平，容易變成零和戰局。」

決策透明 降低反彈聲浪

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認為，所有政策推動前若都充分溝通、公開透明，民眾不見得會反對，「如果台灣民眾都這麼盲目、自利，今年大選結果不會如此。」

陳東升以馬政府失敗的漲電價為例，電價是該漲，但政府的說服工作不夠。如果先公開所有資料，包括台電營運成本及效率、電價補貼是否不成比例資助耗能大產業、有無利益輸送，並事先考量漲價對弱勢可能有何影響，持續與民眾溝通，再找到好的時機點宣布，民眾反彈不會那麼大。

陳東升說，但若決策過程像黑盒子，民眾經濟狀況又不好，政府就貿然決定漲電價，民眾發現電價補貼都給耗能大產業，這些產業還可免稅，「不反彈才怪」。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說，二○○九年他接任署長，當時健保虧六百多億元，他上任第一天就說要漲健保費，每個月多繳一個便當錢，「上班第一天就開始被罵」。

半年內他四處溝通，上電視台、電台宣傳，找李家同、陳樹菊、孫越幫忙拍短片，在醫院貼精算方案海報。楊志良說，六個月後，健保費率從四點五五漲到五點一七，「有沒有人叫我下台」？不但沒有，健保滿意度還到達歷史新高。「只要謙卑跟人民報告，社會是可以接受的。」

改革，是必須付出代價的。民眾不能口頭上說想要公平正義的國家，但涉及自身利益時，又反對改革。民主不能只剩下投票，而是需要更多「負責任的公民」，願意付出代價，換取社會「共好」。

人人自利 社會就危險了

「勞保費率高一點好，還是低一點好？」楊志良在採訪中兩度用這個問題考驗我們，眼神掃過現場每個人。

站在自利立場，真的是少繳錢比較好嗎？許多政策是當每個人都自利，對社會整體就是危機。

勞保費率低，收的錢就少，勞保財務就危險了，勞保破產又是誰倒楣？但他每次問學生，學生還是說「費率越低越好」，「我只好提醒他們，每個月少繳一點錢，最後你損失大了啊」，老了就領不到年金。負責任的公民必須懂得目前放棄個人小利，看見未來的、共同的大惠。

又如稅制，楊志良說，每一任政府的台詞都一樣：「拚經濟」；為了拚經濟，就要降稅。官員都說降稅「嘉惠多少人」，其實應該要說「多少人受害」，因為稅一降，國庫錢不夠花，「國家欠一屁股債，你我負擔就變重了」，這就是分配不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