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的身體（下） 從美國經驗回望台灣 如何善待失聯移工的健康
「我買不起保險啊！」老先生是一位畫家，有自己的工作室，沒有雇主，不像他的妻子跟兒子都在外任職，有公司幫他們買醫療保險。
看看電腦記錄，這位白人患者是初診病人，我問他，平常身體不舒服都是怎麼辦呢？「所以我從來不來看診啊。」
一模一樣的答案，我也聽我的秘魯房東兄弟說過:「我打籃球傷到腳，朋友正要拿手機叫救護車，我趕快阻止，我沒有錢！我只能匍伏前進，拖著腳慢慢爬回家。」
美國沒有全民健保，不管是私人保險、州立保險、聯邦補助的低收入戶保險，涵蓋的醫療項目給付因地域、投保人及公司的不同，都差異非常大，甚至還有複雜的討價還價空間。這些複雜性讓基本醫療變得階 級性，所以免費診所的是必要的存在，補上了弱勢階層的基本醫療缺口，但無法與其他醫療機構資源整合，也限制了免費診所的服務。
再回看台灣。外籍移工在台灣的醫療使用狀況又是如何呢？常常在醫院聽到台灣人對移工說: 「哇賽，你們好好喔，竟然也有健保耶！」似乎許多人不明白: 移工和我們一樣繳健 保費，當然也有權使用醫療資源，這是基本人權。
當然，因為缺少休假、人身自由、語言及資訊落差等，外籍移工要踏進診間求醫仍是相當不容易。
可惜，台灣對外籍移工醫療行為的研究極少，利用健保資料庫，針對外籍移工的醫療使用率做大規模分析的研究又更少。我唯一搜尋到的是二十年前張淑玲做的研究，顯示外籍移工醫療使用率有偏低的情形，但都未討論到「健康工人效應」、「移工職業傷害」等議題。
當台灣健保成為主流媒體論述裡，代表普世人權價值的「台灣之光」，成為抵抗內憂外患的「想像共同體」，成為醫療體系「友善移工」的保證，我們如何從移工醫療使用率的質與量，來反思台灣移民社會的真實樣貌？
提升跨文化照顧意識 從醫療通譯開始
Hope clinic以及許多具人權理念的免費診所會引入像「Navegantes」文化通譯者的角色，讓移民能無障礙地使用醫療資源，那麼，許多以營利至上的大醫院，又是如何面對移工病患呢？
在羅德島駐點時，我們也拜訪了從台灣到紐約當住院醫師的學姊。她說，看診時如果遇到需要翻譯的情況，會立刻打電話給翻譯公司，讓醫師、病人、翻譯者三方通話；最後再將翻譯公司人員的名字，紀錄在病歷上，以確保翻譯內容有落差時，易於追溯釐清。
「不過即使是這樣，醫師還是最喜歡有翻譯志工在場。」這位學姊將心比心，所以她曾經到收治華人多的醫院當翻譯志工。同鄉移民常會口耳相傳到同一家醫院就診；就菜鳥醫師來說，成為美國醫師的條件包括取得非營利組織及醫院的服務時數與推薦信。因此，來自世界各地的醫學生，時常成為母國移民的醫療通譯。
學姊也告訴我：「我正在學西班牙文，這裏幾乎所有醫師都會簡單的西班牙文，因為一定會遇到拉丁裔的患者。」跨文化照護不僅需要政府制度、民間組織，更需要醫師的適應轉化，才能落實無國界的醫療人權。
從美國回來後的兩個月，我剛好有機會在一次醫學論壇上與世界頂尖的麻州總醫院及哈佛大學學者請益醫院「跨文化照護」的作法。他們從醫院組織文化著手，改革通譯機制，「我們在病床上標示需要跨文化照護的病人，並在新進醫師職前訓練以及例行的晨會，培訓相關醫療文化照護課程，護理師有權可以連絡醫療通譯人員。」環環相扣的制度細節，顯示醫療機構內部對跨文化醫療的覺醒。
看到無證移工，你會通報移民署嗎？
在台灣，我剛踏入醫療場域一年半，就親眼見證許多「有健保的合法移工」的醫療困境，更遑論「無健保的失聯移工」的醫療權益漏洞。
「我六年來只聽說過一個失聯移工來看診，他們都怕被抓，不敢來。」醫院資深的外籍看護說。一位學長也描述：「之前在急診室看診，我發現，怎麼好像常常看到不同臉孔拿著同一張健保卡看診？一問才知道，大家都知道那張健保卡是某家工廠的共用健保卡。」
「醫院說沒有健保卡就不能掛號，所以為了看病，我只好自己打給警察，然後警察才帶我來看病。」一位失聯移工說。
「失聯移工到底如何看病？」看過美國羅德島的希望診所，我真的非常好奇，台灣逃離體制、失去健保後的移工，該如何尋求醫療資源的協助？
有次，醫師巡房時隨口囑咐：「咦！隔壁床怎麼多了一個外籍移工？是不是逃跑的，我們要來舉報一下。」
護理師在護理站討論著：「到底台灣為什麼會有非法外勞(按：也就是失聯移工) 啊？」「我不懂他們怎麼搞的，為什麼要逃跑？又怕被警察抓？從小我爸媽都教我，要做對的事情啊。」
一位中年阿姨在會客室對輪椅上的病人推銷：「有沒有需要看護工？合法的喔！哎呀，不要怕我，是看機緣，不會強制推銷的。」
因為台灣移工制度有許多不合理的規定，包括「高額仲介費、無強制休假、無勞動檢查、無隱私空間、無人身自由」等畸形的工作環境，移工有千百種要逃跑，不得不成為「失聯移工」。但並不是大部分台灣人都能理解這些不得不，包括可能照顧移工健康的醫療人員。
所以，醫院對於對於「逃跑外勞」，第一反應常是「舉報」的「公民道德」反應。我也推測可能有現實面的考量，例如避免呆帳，將棘手狀況轉介給移民署，而非請醫院內部社工室來協助沒有資源的移工）。進而移工間也會互相告誡：「到醫院看病會被抓」。
再對照我在羅德島希望診所學到的場景：「看到無證移工，你們會怎麼處理？需要通報移民署嗎？」安妮醫師在周會上耳提面命：不調查患者背景，看到移民官可以鎖上大門。即便安妮早知道來希望診所看診的，大大半都是無證移工，她說：「我們就做好醫療專業可以幫忙的事，通報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也沒必要做。」
在我報到的第一天，安妮醫師就嚴肅地告誡我們，不能洩漏病人隱私，並請我們務必明白「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美國醫療資訊保護法規)」，並簽署同意書。
美國醫療人員時常面對無證移工，因此有許多關於「HIPPA是否適用於無證移工」的討論。「病人於醫療場所不需要表露自己的移民狀態」以及「將無證移工的的移民狀態，透露給執法人員違反美國醫療資訊保護法規」是目前普遍的共識。甚至許多醫院會針對移民署抓移工的突襲，進行「反擊預演」，防止抓人得逞。
相較台灣醫院看到逃跑移工的反應是：通報移民署協助；希望診所看到移民官前來的第一個動作則是：把大門關上，保護患者，不論身分。這樣的差異背後，隱含的社會價值、人權觀念、專業準則，以及許多面對移工所產生的民間適應或者抵抗，很值得思索與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