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與誤解的越南台灣茶農
我第一次一個人做訪談，是在台北大稻埕的一間百年老茶行。一百多年來，大稻埕一直都是茶行林立、甚至可以稱之為台灣茶產業「大腦」的地方。時至今日，茶行當然有與時俱進的一面，但在這些百年傳承的店舖裡，人們還是在做著類似的營生。
走進店鋪，映入眼簾的是滿廳的大茶袋，三十台斤裝、批發用；牆邊的展售架上，擺了幾落二兩、四兩或八兩的零售圓筒或真空包，從台灣的南到北，甚至出了台灣到越南、泰北，只要有台灣人做茶的地方，茶葉大抵都會被披上龍飛鳳舞、花鳥環繞的「台灣茶」、「高山茶」、或是「阿里山茶」的外衣。
此時，店舖裡貌似母女的兩個人忙著分裝茶葉；一位不知是鄰居還是熟客的老先生坐在門邊閒聊；走廊那頭傳來俗稱「冰箱」的烘焙機的低沉轟鳴。看到我走進店裡，應該是女兒的那位抬起頭來，問道：「請問你找哪位？」
我注意到她那雙手在勺子、茶袋與磅秤之間，沒有絲毫慢下來的意思。我趕緊遵照出發前惡補的訪談步驟ABC，這時候應該要進行「身分表述」，然後「闡明來意」。
「您好，不好意思打擾一下，我來自台大地理系，我和張先生約好今天要來拜訪他。」我說。
「你要找弟弟喔，他不在欸，你有什麼事嗎？」女兒，或說是姐姐，一邊問話的同時，一邊又封好一個包裝。
「是這樣的，我想請教他一些有關越南台茶的事情。」
話沒說完我就後悔了。母女倆都停下了手邊的工作，門邊的老先生也轉過頭來，死盯著我看。
「越南台茶」算是個茶界術語，專指台灣人在越南種出來的台灣風味烏龍茶。但那時可是越南台茶名聲最臭的二○一五年秋天，經過了那年四月的食安風暴，誰敢承認和越南台茶有半點瓜葛？我想，我肯定被當成來挖新聞的小報記者了。
茶行老闆終於從後面倉庫走出來。他發現眼前的這名菜鳥已經緊張得滿頭大汗、話都說不太清楚，於是直接伸手把我手上的訪綱拿去。他看了一眼，突然非常激昂地瞪著我。
「同學，你要問拼配是不是？」我愣了一下，發現場面好像有了轉機。「你把錄音筆收起來，我跟你講一些不能講的！我跟你說，那些記者啦、報紙啦，都在亂講，拼配根本不是他們講的那樣……拼配對我們台灣茶，真的是很重要！」
拼配是什麼？它和越南茶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以至於許多茶人一講到越南茶，就會咬牙切齒地連拼配一塊兒罵下去？還有，拼配到底是如何把台北的老茶行，與千里之外的越南，密不可分牽連在一起，甚至緊密到可以讓茶行老闆一下子卸下心防，話匣子大開？
我想，要找到茶行老闆所謂「拼出來」的台灣味，我得要跟著茶界前輩們的腳步，往兩千公里外的越南走一趟。
嘉定上來的法國人
一百多年前，約翰．陶德將茶葉從福建安溪帶到台灣，大稻埕的茶行一間間開起來的同時，一群人離開越南南部重鎮嘉定（Gia Dinh，不久之後，這座城市會被改名為西貢），向東北方前進。
這群法國人之中，有探險家、士兵、傳教士，還有一些來自沿海低地，準備在同奈江（Dong Nai River）上游河谷拓墾的越南京族農民；以及作為嚮導，曾經往來同奈江流域的行商，他們應該也是京族人，甚至也可能是華人。
他們沿著同奈江向東北方前進，渡過同奈湖，翻過寶路（Bao Loc）前面的山口，進入同奈河上游谷地，最後抵達今日的林同省（Lam Dong）和大叻（Da Lat）。
在這支隊伍之後，道路和驛站陸續開進這處河谷；又過了幾年，法國人在這裡建立農業試驗站，這塊土地逐漸插滿稻米和各種經濟作物，包括從印度引進，一種被台灣人通稱為「大葉種」或「阿薩姆」的茶樹。
一百多年後，我沿著同一條路線，也就是當今地圖上的二十號公路，造訪這條早已植滿各種經濟作物的河谷。
我從第五郡的逼仄街區出發東行，望著還在大興土木的第二郡，渡過西貢河；然後沿著同奈江，由西南向東北地穿越同奈省的船屋與橡膠園；在翻過寶路前的崎嶇山口，進入林同省後，終於在咖啡、檸檬與百香果的樹叢之間，看到茶樹。
不過，這些茶樹不全是百餘年前法國人開始推廣的大葉種，更多是台灣常見，枝幹細而叢生，葉面較小而翠綠的小葉種。
林河縣的茶廠
二○一六年六月底的一個下午，阿伯和阿姨，也就是我在越南每天蹭飯吃的一家人，開車載我來到位在林同省林河縣的某間茶廠，拜訪他們的老朋友。阿伯和阿姨堪稱林同省第一批的台灣茶農，往來的朋友也大多和他們一樣老資格。
早在一九七○年代台灣茶界的一系列轉折，把阿伯和阿姨，還有整組台灣烏龍茶的品種、技術與產業鏈推向越南。一九七○年代的兩次能源危機，讓戰後台灣茶農、茶商賴以為生的中東、北非綠茶出口利潤大幅減少，產業轉型勢在必行。在公、私部門的合力下，台灣茶產業百餘年來第一次嘗試以內銷為主要市場。
一九七五年，台灣首次舉辦茶比賽，標誌政府和茶業經營者開始關注內銷市場，瞄準精緻、高單價的消費，鹿谷茶比賽也從此奠定台灣製茶工藝標竿的地位。
一九八二年，沿革自日治時代的茶廠管理條例正式廢除，並搭配茶業改良廠的改良與推廣，製茶設備、技術從過去集中在少數大茶廠，逐漸開枝散葉到所有茶農家戶。
法規調整打破了過去茶葉種植與茶廠的緊密連結。以前茶園、茶廠不能離得太遠，否則一早茶葉採下來，然後再搖搖晃晃幾個小時運下山，製茶的時程都錯過了，怎麼賣得出好價錢？
但是自從製茶法規鬆綁、技術普及之後，即便是遠離交通動線的深山，也可種茶、做茶了。幾分茶地，兩三台老茶機，必要時架一條流籠以利運輸，只要茶做得好，加上一點運氣，誰知道，「下一個一斤萬元的冠軍茶不會是我？」
於是，台茶開始上山。從海拔一千四百公尺的廬山、霧社，台灣茶人一路把原本生長在海拔五百公尺以下的烏龍茶樹種上海拔超過兩千公尺的梨山、大禹嶺。
一九九○年代末以前，堪稱台灣茶最後一段供不應求的榮景。茶行、茶商、茶販著魔似地尋找新的茶地，尤其是可以做烏龍茶的地方。旺叔在南投的高峰種茶，高峰是霧社旁邊的一個小山頭，這個小山頭當年在天廬公司、天霧公司帶動的風潮下成為茶區。
旺叔說，茶市最旺的時候，茶商會算好採茶的日子，上山以後，只要是茶，全部先扛上車。連遠在越南的阿伯也說，盤商催得緊的時候，是由越南茶填補這些空缺，有些越南烏龍茶甚至是坐飛機回台灣的。
十棵茶樹活不到一兩棵
「所以說，一九九○年代末期的時候，越南這邊的烏龍茶已經試驗成功囉？」聽到阿伯主動提起二十幾年前的往事，我趕緊試著多挖一點當初品種與技術轉移的過程。因為當年參與品種轉移的經營者大多已經退出越南，好不容易抓到機會，當然要多問一點。
「對啊，很辛苦的。一開始種青心，十棵活不到一兩棵！」
很多手腳俐落的合夥人乾脆一走了之。這些合夥人有兩種，一種是投資者，他們出錢標下土地、蓋起廠房，例如阿伯和阿姨，家族在台灣從事營造業，將部分資金和家族成員放在越南投資。另一種是製茶師傅，負責種茶、製茶、甚至還有賣回台灣的通路，許多國內茶農都曾經在夏天的農閒時期，去越南來一趟上世紀末版本的打工度假。
後者的技術帶在身上，說走就走；前者卻早已被土地、廠房套牢，從此像阿伯、阿姨一樣，和越南牢牢綁在一塊。
阿伯和阿姨花了好幾年才讓茶樹活下來，但也僅僅只是活著。他們還要想辦法做出能喝的茶。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他們必須在資金被抽空之前找到出路，否則整個投資計畫就會變成一場災難。
而這一切的關鍵就是，把茶做好──具體來說，就是要把越南種出來的茶，做得像台灣種出來的味道。
但台灣的消費者大抵是不會相信越南種出來的茶，真能做得像台灣種出來的味道。
在台灣的茶店、茶行，或是報紙、雜誌、媒體中，時不時可以看到一些讓我至今佩服不已的茶界高手，在花了大半輩子喝遍台灣各地茶之後，他們可以帶著高深莫測的神情說，他們可以喝出這是哪個茶區，甚至是哪片山頭的茶，大到梨山、阿里山的一片茶區，小到翠峰、瑞岩的幾里山頭，遠到一海之隔的越南。
味覺這種事情是很難說得清的，他們會說：「說不出來，你喝多了就知道」、「越南茶就是有一股越南味」。
所以，越南茶的味道，到底有什麼不同？
一位年輕時去過越南的製茶師傅，給我一個好像比較像答案的說法。「那時候我們家之所以決定離開越南，」他有點無奈地說：「是因為我們遇到無法克服的技術障礙。」有什麼問題是連老牌茶行的師傅都搞不定的？
「那時候我們的茶怎麼做就是黑黑的，喝起來很苦澀，根本不能喝！」師傅毫不避諱承認他當年的失敗。他也沒想到，那些撐下去的同行，最後還真的磨出身在越南的台灣味。
風聲鶴唳的起點
二○一五年對所有身在越南的台灣茶農、茶商來說，也許算不上最糟的一年，但絕對是一切災難的起點。當年四月，數家知名手搖飲料店接連被驗出茶葉農藥殘留超標，一下子打垮該年夏天的茶飲市場，然後蔓延到整個台灣茶市。
當時所有受訪的國內茶農、農會人士、甚至各路名嘴，全部將矛頭對準越南茶，好似千錯萬錯、全是進口茶的錯。結果，查了一兩個月，檢調單位、防檢人員，甚至是原料供貨商，竟然沒有人說得清楚農藥殘留超標的茶葉，究竟是越南茶，還是台灣茶。於是，已經焦頭爛額的台灣官方決定，乾脆對國內外茶農同時下重手。
對國內茶，政府派員下鄉查驗，據說稽核員就在茶區騎著摩托車到處晃，聞到茶香就拐進去抽樣。這些聞香而來的稽核員，導致那年中低海拔茶區夏茶根本不敢收，因為，國內農地破碎，就算有信心自家農藥沒問題，誰能保證隔壁菜園、檳榔樹噴的藥不會飄過來？
對進口茶，一紙「落實原產地標籤」的命令，直接讓林同省的台灣人陷入蕭條。其實整起超標事件本該和他們無關的，當地台灣人做的幾乎都是烏龍茶，與國內飲料店使用最多的紅、綠茶，其實是完全不同的產品。但是，政策下來，一時間誰也躲不掉。據說，某個茶葉零售商乖乖在包裝上打了越南兩個字，銷量立刻腰斬到原本的三成。
隔年，也就是二○一六年夏天的某個午後，我坐在阿伯和阿姨的車上，阿姨突然示意阿伯開慢點，搖下車窗，看著路旁的茶園。我問，這裡是誰家的茶園？
阿姨一邊把頭探出車外，一邊說：「這裡不是茶園。這裡是越南人開的育苗場。」
自從幾年前有台灣人把培育茶苗的技術賣給當地人之後，林同的台灣老闆們也就乾脆省下自己得花上兩三年時間去育苗的功夫，全部外包了。阿姨縮回車內，阿伯繼續往前開，繼續說：「前幾天，他打電話過來求我跟他買茶苗，還說賒帳到明年沒關係，因為他的茶苗都快長成茶樹了還賣不掉。」
因為茶市蕭條，大家都精打細算控制成本，沒有人想在這個節骨眼種茶樹，硬生生把茶苗憋成了茶樹，育苗場憋成了茶園。林同的台灣茶農和越南人之間絕對稱不上融洽，但在那一瞬間，我真感受到了，什麼叫做兔死狐悲。
二十多年前，台灣茶農、茶商，帶著來自台灣的烏龍茶苗，開始了他們千里之外磨出台灣味的茶廠人生。
從林河的一個小湖邊，散佈到二十號公路沿線，三、四個小時車程的範圍；從一塊試驗田，發展到巔峰時期的二十多間台資茶廠。在老公司拆夥的時候，林河的茶廠分到別的股東手裡，阿伯和阿姨從此離開這裡；沒想到再次遠眺，只見一片漫過茶樹的野草。
還是有人在這條路上，鍥而不捨調製出他們心目中的台灣味。
台灣茶產葉的壞運氣，顯然還沒有到頭。二○一五年，就在整個台灣的茶產業被飲料茶的農藥殘留搞得雞飛狗跳的同時，鹿谷的一場茶比賽結束後，南投調查站接獲資訊，稱該比賽中，有參賽茶農涉嫌以越南產的烏龍茶參賽。
茶比賽的新聞出來後沒多久，我正窩在越南林同省的某間茶廠的客房裡，整理當天拍到的照片，這時候一則陌生訊息跳了出來，先是一個揮手打招呼的貼圖，等了幾分鐘後，網路那頭的陌生人才繼續說：「我是進口茶商，拜讀了你的文章。」
我先是錯愕，然後越來越緊張；剛好這則訊息的發送人「阿林」在網路的那端不知為何耽擱好一陣子，讓我越等越是焦慮。
「非常希望邀請你來我茶廠參觀，感謝您。」
幸好，阿林不是來教訓我的。當時我腦海裡那些收到恐嚇信、子彈的畫面，到目前為止也都還沒發生過。他是林同當地少見的「越南茶二代」，我問他，在整個林同的台灣同行都盤算著退場的時候，為什麼會想來接班呢？
「我對越南茶，對我們家的茶的品質有信心！」幾個月後我們見面時，阿林用一種不容質疑的語氣回答我。
一片稻田中的茶倉庫
阿林是個大忙人，大忙人通常沒辦法提前幾個禮拜和我這等閒人敲好時間。某天傍晚，阿林突然和我說：「後天我有個貨櫃到，你要不要直接來我倉庫看？」我趕緊訂了車票，拉了個同學壯膽，兩天後騎著租來的破車，穿過大半個九月台南燥熱的平原。
抬頭是高鐵軌道，左右一片田，整個村落沒有高過兩層樓的房子，靜悄悄地連問路都找不到人。我心想，這地方怎麼會有茶？
就在我和後座的朋友打開google map，研究我們是不是迷路的時候，一輛轎車滑到我們旁邊。車窗搖下來，裡面坐了兩個人，駕駛座上一位貌似三十來歲的年輕男子，用一種充滿朝氣和信心的聲音招呼我們，示意我跟在他後面騎。我們沿著圳道，兜了兩個彎，最後在土地公廟後面的一間倉庫門口停下來。
駕駛座上的果然是阿林，阿林把我們拉進去，說：「這裡是徐哥的倉庫，」阿林指著和他一同下車，坐在主位上開始泡茶的高大男子，「徐哥才是真正厲害的人！」我更加好奇了，能讓一直表現得信心滿滿、幹勁十足的阿林這麼推崇的人，肯定有什麼茶葉上獨到的功夫。
整個上午，徐哥一邊試茶，阿林在旁邊一五一十紀錄每支茶的特點；不過，事後來看，徐哥應該早就把每支茶的風味優劣牢牢印在腦海裡了，甚至比我們這些旁觀者紀錄得更詳細。
到了下午，徐哥和阿林開始研究每一支茶該怎麼賣。徐哥一邊回想每一支茶的特色和缺點，一邊估算每一支茶的數量，推敲出各種比例：五分夠綠不夠香的金萱、配上三分茶湯太紅的翠玉、再從另一支勻兩分過來，阿林試了一口驚呼：「好像不錯欸！」於是趕緊把這個配方記下來；當然，拼配也不是一蹴可幾，有時候也會看到他們兩人品一口茶之後眉頭一皺，然後又繼續揉著太陽穴，苦思這配方哪裡出了問題。
最後，除了兩三支原本就足夠出色，可以單獨出售，徐哥和阿林把其他的茶都找出適合的配方。
每隔一陣子，都可以在臉書上看到阿林帶點炫耀的表情，秀出剛剛泡出來的茶湯，從最初在台南倉庫裡見面時的澄澈黃色，以兩三個月的產季為單位，以整批整批的茶葉為成本，一次次逐漸轉青，慢慢朝翠綠淡香而去了。
就像過去二十多年來，這根植在越南的台灣味，總是要一步步慢慢試出來、調出來、雜揉出來。
就像當初茶葉從中國跨海而來，當初茶葉自平地爬上高山，當初茶葉又向越南跨海而去。
此選讀摘自《尋找台灣味：東南亞X台灣兩地的農業記事》
作者 地理角團隊
出版 左岸文化
（部分內容經小編刪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