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想死，可以成為安樂死的理由嗎？在比利時，可以

小編說書:

比利時在2002年讓安樂死合法化。總部設於布魯塞爾的「歐洲生物倫理研究所」統計，比利時選擇安樂死的人，以癌症患者占多數，但其中有5%是精神疾病患者。本書作者宮下洋一自承，他心中無法逾越的道德紅線，就是讓憂鬱症等 精神疾患選擇安樂死。因此，他走訪比利時，想聽聽當事人為何如此選擇？

精神疾患並不致命，不像癌末等病人，即使未選擇安死樂死，也終會走到人生終點。這是安樂死更引發道德爭議之處。但這段書摘給了有意思的答案。

安樂死具備遏制的作用嗎？

二○一七年一月五日，在距離第一次到比利時採訪之後約半年，我遇見了一位年僅三十歲就獲得安樂死許可的比利時女子。我一直煩惱著見到她時該不該用「新年快樂」來打招呼，最後我還是換了招呼語。

「妳好，艾咪！」

「你好。」

她淺淺笑著，先向我伸出了右手，我握住她細長纖弱的手，不禁放輕力道。她散落著一頭金色短髮、戴著一副紅色眼鏡，直盯著我瞧，臉上始終掛著微笑。

艾咪．修特（Amy De Schutter）獨自住在比利時北部的安特衛普（Antwerpen）。她患有自閉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自殺未遂的紀錄至今多達十三次。

二○一六年十二月，我透過精神科醫師莉芙．蒂恩蓬的介紹，和艾咪取得了聯繫。就在聖誕節前夕深夜，我收到她寄來一封內容怪異的信件。

我的公寓很大，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就來住我家吧。這樣你〇×△（語意不明的單字）會更好。〇×△〇×△，或許沒有電視會比較好。

我怎麼看都只能說，這是她在精神不正常的狀態下所寫的一封信。

不久之後，我和她初次見了面，一起用了午餐。她點了牛排和馬鈴薯番茄沙拉，我則點了綠咖哩。從外表看來，她不像是個會讓人聯想到「安樂死」的人。甚至沒一會兒，她就已經將眼前的牛排吃得一乾二淨。

用餐時，她在溝通上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她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後，就一直從事工業工程師的工作，時間長達五年。後來轉職投入安特衛普的主要產業——鑽石業，負責操作光譜儀，現在則沒有任何工作，也沒有收入。

她過去也曾經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住過一年。她坦承那段海外生活，以及二十五歲之前和男朋友相戀的那四年，是她人生中最「難熬的時期」。「我也好想去自然環境豐富的日本走走。」她說。

看著滿臉笑容的艾咪，我不時會忘了自己這趟採訪的目的。

飯後，我和她回到公寓。她家大約有三十坪，裡頭有個大廚房、客廳和寢室。以一個人住來說，空間十分寬敞。不過，整間屋子全被窗簾遮住了光線，大門一進來的地方，衣服隨意晾掛著，牆壁上四處貼滿好幾十張的家庭照片。

我們在昏暗的客廳坐下，隨即進入主題。這時候，我發現她的神情突然改變了，她褪下先前的笑容說：

「我每天都想死，但沒有人可以理解我的心情。」

我被她的驟變嚇了一跳。首先，我想知道的是「這種感覺是從什麼時候、被什麼事件引起的」。

她將菸灰彈入菸灰缸裡——裡頭已經堆了二十多個菸蒂了，雙手按壓著眉頭，開始娓娓道來。方才吃飯時的笑容，究竟都消失到哪兒去了……？

「我以前非常喜歡運動，田徑、籃球的表現都比任何人來得出色。不過慢慢長大之後，我開始變得不了解自己……我曾在十二歲的時候割腕，後來立刻被送到醫院。從那時候，我就開始進出精神科。那根本像是活在地獄。」

艾咪在青少年時期出現了許多孩子不會有的症狀，每次接受精神科醫師的診斷，都被判定是邊緣型人格和分裂型人格的雙重人格障礙，或是依戀障礙等不同症狀。後來，在十三歲的某一天，她離家出走，徘徊在安特衛普的街上，用身上僅有的一些錢買了酒，第一次接觸到酒精。兩天後，她遭到警察逮捕並強制保護管束。

之後一直到十九歲的六年間，艾咪多次進出精神病院，有時候甚至被強制接受「穿上拘束衣的監禁生活」。但還不止於此，她蹙起眉頭繼續說：「我告訴你為什麼我不相信精神科醫師好了。那時候，負責照顧我的那些醫師都假借治療，多次對我性侵！」

「我很害怕睡著。」

假如這是發生在她身上的悲劇，肯定要立刻對那些毀掉她人生的男人提告才行，只不過，從她的精神狀態來看，這也有可能只是誇大其辭或想像。我決定先不妄下定論，繼續聽她怎麼說。

從此以後，她每天晚上都會被惡夢驚醒。「我很害怕睡著。」她說。她經常一到半夜，就做一出些連自己都想不到的事。

「那天給你寫了那封奇怪的信，真是抱歉。這幾個星期，我的精神狀態不是很好，經常早上一起來，就發現酒瓶是空的。我那一天甚至還拿刀傷了自己。」

說完，艾咪指著自己的右大腿給我看。「看不到的地方還有更多傷痕呢。」她皺眉說道。

根據我的了解，即便是在承認安樂死的國家，醫師在面對希望安樂死的病患時，還是會想辦法為患者免除痛苦，盡量讓患者能夠活久一點。一旦患者身體上的痛苦消失，情況甚至可能扭轉也說不定。

我試著和艾咪溝通。「剛剛在吃飯時聽妳說想去日本，如果妳喜歡旅行，不妨真的去日本走走，甚至找一個新的對象也不錯啊！」

不過，她卻洩了氣似地說：「莉芙（蒂恩蓬醫師）也說過同樣的話，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像我這樣的人，不是那麼簡單就能長時間待在國外。交男朋友也是，只要知道我的過去和現在的狀況，任誰都會受不了。我已經放棄了，不想再找了。」

對於妳總有一天要安樂死的事實，妳的家人怎麼想呢？

「媽媽和哥哥都可以接受，因為他們知道再這樣下去，我就算是活著，也只會不斷自殺罷了。對我和家人來說，最好的方法，就是可以沒有痛苦地死去。」

當我問到她打算什麼時候付諸行動、實現多年來安詳長眠的心願時，出乎意料的，她一臉平靜、直接了當地告訴我：「我不知道。我現在知道自己終於可以死了，就感到放心多了。最近倒是在想，不如再活久一點好了。」

她最後的這句話，似乎隱藏著重要的訊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當事人說這種話。我想著：「難道這是安樂死的遏制作用嗎？」

在前述案例中，伊蒂絲的哥哥格列瓦曾經提到，一旦安樂死的路行不通，反而會讓死亡來得更快。既然如此，假設大開安樂死之門，情況又會變成怎樣呢？艾咪口中的「不如再活久一點好了」，不就說明了答案嗎？

我見她的疲憊漸漸浮現在臉上，還不時用雙手摀住臉龐。思緒清晰、擅於記憶的她說，自己愈是回想過去，頭就疼得愈厲害。

「我累了。我想得一直躺到後天早上才行。」

我最後跟她說了聲「加油」就離開了。這說法實在很老套，但我也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替她打氣。我前腳才離開，艾咪隨即關上了大門。

反對派的意見

和艾咪見面的隔週，我就去拜訪她的主治醫師莉芙．蒂恩蓬。蒂恩蓬的診所開業於二○一五年六月，主要治療罹患精神疾病的患者。直到二○一六年十二月為止，她已經為一七一位希望安樂死的患者進行診斷，並做出最後的判斷。

「艾咪非常聰明，她說的話沒有半點虛假。我很想為她找到活在世上的意義。」蒂恩蓬說。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其中一個方法竟然就是安樂死。

「如果無法接受安樂死，重度精神疾病患者將會不斷自殺，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

「有些癌症患者在知道自己可以安樂死之後，感覺都鬆了口氣，痛苦也得到了緩解。但病了十幾年的精神疾病患者，卻不能得到相同的理解，這一點實在讓人感到非常遺憾。」

艾咪也是在獲得安樂死的許可之後，才向蒂恩蓬說出深藏在心底的祕密。她向蒂恩蓬感嘆，身邊的人都不願意試圖了解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實。

瑞士的普萊希克也曾經說過，「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的問題就和癌症一樣，都是生理學上的問題」。換句話說，重度憂鬱症患者都有血清素或多巴胺等神經傳導物質無法分泌等生理學上的障礙。

只不過，就現實層面來說，一般很難判斷精神疾病患者是否符合「承受難耐的痛苦」、「沒有復原的可能」等安樂死的條件，因此反對派的態度十分堅決。

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歐洲生物倫理研究所」的事務經理克勞努．布魯謝爾，不僅反對安樂死，甚至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安樂死批評如下：

「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的是家人的支持和關心，更有許多精神科醫師可以為他們提供治療。然而在這個國家，『死亡是個人的自由』的觀念卻大行其道，而變得過度猖獗。大家千萬不能忘記，安樂死為活下來的親人所帶來的是多麼大的傷痛。」

為什麼比利時的安樂死法案，沒有考慮將精神疾病患者排除在外呢？二○○二年該法案實施當時，在「安樂死管理評估聯邦委員會」中參與安樂死合法化過程的成員——費南多．庫爾尼爾（六十九歲）律師，提出了以下的見解：

「當初法案在制定階段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關於精神疾病患者的適用與否。我們不曉得一般人對於他人所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究竟可以理解到什麼程度。因為要判斷一個人承受多大的痛苦相當困難、也非常主觀。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將精神疾病患者排除在外。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指的是『身體和心理等一切皆處於完滿狀態』，因此我們在討論安樂死時，必須從廣義的角度來思考，而不能只是針對身體上的痛苦。」

在多次訪談中，我發現，對於那些和精神疾病患者沒有直接關聯的專家學者所提出來的論點，我雖然不得不贊成，但那大多只是一些訴諸情感的說法。換言之，那些論點都缺乏針對精神疾病患者安樂死的見解和數據資料；而蒂恩蓬至少是根據自己的研究和臨床經驗提出論點。

說到這裡，個性冷靜的蒂恩蓬不禁變得激動：「我當然也想讓患者活久一點，這是我的責任。我並沒有想過要殺了他們。」

曾幾何時，我也漸漸開始認為，安樂死是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某種「預防手段」。

在那之後，我不時會想起艾咪，她已決定好自己的死期、隨時都能付諸行動，我經常透過WhatsApp詢問她的近況。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距離採訪已經過了十個月，我收到一封她的訊息：「嗨！（對於你的書）我很感興趣喔！」

艾咪還活著！那個曾經坦白「每天都想死」、活得十分掙扎的她，如今還在那煙霧瀰漫的昏暗房間中，延續著自己的生命。

此選讀摘自《如果可以好好說再見》

作者 宮下洋一

出版 聯經出版

（本文經網路編輯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