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是凶手--殺人者是父母養成的嗎？

編按":

199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科倫拜高中兩名學生--艾瑞克·哈里斯和狄倫·克萊伯德槍殺12名學生和1名教師，24人受傷，兩人隨即自殺身亡。自此，校園槍擊案成美國大患。

殺手之一狄倫的母親蘇.克萊伯德並未選擇搬離社區，多年後寫下為人母的懺情記。她也上TED演講，提醒世人：正常的家庭也可能養出殺人者；對兒子的精神疾患渾然不覺，至殺人自毀，她深自懊悔。

此處選刊《背離親緣》作者安德魯.所羅門的精彩序文。

痛苦啊，難道我非得與你

共度一生嗎？──共享我的爐火、床鋪，

喔，最要不得的是，還得共享同一顆腦袋？

且在我進食當下，同時還得餵食你？

─埃德娜．聖文森．米萊（Edna St. Vincent Millay）

孩子若有明顯缺陷，我們都會咎責父母。十八世紀的想像主義理論相信孩童會身體畸形，是因為母親性飢渴卻沒表現出來。在二十世紀，據說同性戀是專橫的母親與消極的父親養出來的；孩子罹患精神分裂症反映出父母不自覺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存在；自閉症則是「冰箱母親」一手造成，她們冷淡無情，逼孩子躲進寂靜的堡壘。

我們現已明白，這些情結及非單一因素造成的症狀不是父母的態度或行為導致。然而我們卻依舊認為，要是能到殺手家一探究竟，父母的教子無方肯定顯而易見。

在世人眼中，孩子是可教化的，社會正義一向以此為特點，所以我們才會以矯正方式幫助少年更生，而非單單懲處了事。以此邏輯來推論，成年壞人或許壞得無可救藥，但壞孩子只不過是被帶壞罷了，因為孩子易受環境影響，是家長沒教好才會走偏，而非天生頑劣不馴。這討喜的樂觀見解或許不全然無錯，但要是由此推定父母就該負全責，實在有失公義。

我們堅信孩子犯罪都是父母的錯，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脆弱的人若遭嚴重虐待、疏於照料，可能會出現反常行為。教養不當，可能會迫使這類孩童濫用藥物、加入幫派、捲入家暴、犯下偷竊罪。小時候曾受虐的人常有依附障礙，也會受強迫性重複衝動驅使，重演幼年見識過的攻擊行為。有些父母傷害了自己的孩子，但這不代表所有飽受折磨的孩子都有不是的父母。尤其荒唐、重大的犯罪通常都不是父母的作為誘發；這些犯行來得毫無緣由、不合邏輯，創傷不太可能是肇因。

第二個理由更有力。我們想要相信罪犯是由父母一手造成，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安慰自己，因為我們有好好教孩子，所以自個兒家不會遭殃。我之所以知道有此謬見，是因為我也曾這麼想。

二○○五年二月十九日，初次與湯姆和蘇．克萊伯德見面時，我以為自己一下子就會揪出他們的缺陷。當時我正在撰寫《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一本探討父母及其難搞的子女的書。

我以為可拿這對父母來當教養無方的象徵。我不認為他們是故意把孩子培養成殺人魔的，但我的確認為可從他們的故事見識到無以計數的明顯錯誤。

我不想要喜歡克萊伯德夫婦，因為喜歡上他們的代價，就是要承認所發生的一切不是他們的錯，如果不是他們的錯，我們大家就都自身難保。可惜我真的很喜歡他們。所以會面後我不禁思忖，科倫拜大屠殺的幕後推手是精神病態，任何一個家庭都有可能遭魔手侵襲，無從預測，也難以察覺；就像海嘯般，一切防禦措施都是白費心機，只會招來訕笑。

在蘇．克萊伯德的敘述中，科倫拜事件發生前，她是個住在市郊的平凡母親。當時我不認識她，但慘劇發生後，她堅強起來，從自身苦難汲取智慧。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十足的勇氣才能保持心中有愛。我有幸知悉她對朋友慷慨大方，天性活潑，情感豐沛，也能處處留心，所以這起悲劇才更令人摸不著頭緒。

我一開始認為克萊伯德夫婦應該跟孽子劃清關係，但最後我終於明白，譴責兒子犯行，對他的愛卻絲毫不減，遠遠更需要勇氣。書中每頁都充斥著哀慟之情，蘇對兒子強烈的情感昭然若揭。

她的書也證明了人性的複雜。她說好人也會做壞事，說我們全都有道德困惑，還說並不會因為人幹了壞事，其他行為及動機就遭磨滅。這本書所傳達的最重要訊息很駭人：你可能根本不懂自己的孩子，更糟的是，你的孩子根本無法捉摸。你害怕的陌生人或許是自己的兒子或女兒。

「我們讀童話故事給孩子聽，告訴他們世上有好人也有壞人，」蘇如此對我說，當時我正在撰寫《背離親緣》。「現在我絕不會這麼做。我會說每個人都能做善事，也能誤入歧途。愛一個人，他的好壞你都必須愛。」

科倫拜事件發生前，蘇工作的地方剛好跟假釋官辦公室在同一棟大樓，她覺得和前科犯一起搭電梯很恐怖，很孤立無援。悲劇發生後，她大為改觀。「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兒子一樣。這些人不過是因故誤入歧途，才會深陷可怕無望的困境中。聽見新聞上出現恐怖分子的報導時，我會心想：『那是某人的孩子。』科倫拜事件讓我覺得自己跟全人類的聯繫更為緊密，除此之外，任何事都不可能使我作此想。」喪親之痛會使人昏頭，大發惻隱之心。

有兩種犯罪最令人難受：一是孩子為受害者的犯罪，二是孩子為加害者的犯罪。在第一例中，我們為無辜的被害人感到痛心；在第二例中，我們因自己誤以為孩子天真無邪而感到痛心。

校園槍擊案是最聳人聽聞的犯罪，因為這兩個問題皆牽扯上，而在眾多校園槍擊案中，科倫拜事件至今仍為表率，是令其他罪犯拜服的終極楷模。艾瑞克．哈里斯（Eric Harris）及狄倫．克萊伯德（Dylan Klebold）唯我獨尊，殘虐無道，隨機發動攻擊，事前策劃極為縝密，在一大群沒頭沒腦的年輕叛逆分子眼中儼然是英雄。

不過大多數人都把他們當作心理有毛病的人，有些宗教團體甚至還視他們為撒旦崇拜的表徵。想保護孩子免於受這類暴力襲擊的人，曾屢次分析兩人的動機與目的。膽大包天的父母也想知道要如何確認自己的孩子會不會犯下這種罪。俗諺說得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科倫拜事件正是源自蟄伏在眼前的危險暗箭突襲。

我們不可能把殺手看得一清二楚。我們活在愛歸咎的社會，有些受害者家屬不斷要求非得給出個一直遭「隱瞞」的「答案」才行，但不可能有什麼答案。當事人父母的確毫無所知，證明這點最佳的證據是，若他們知情，早就出手干預了。

傑佛遜郡（Jefferson County）治安法官約翰．狄維塔（John DeVita）如此形容兩名男孩：「他們隱瞞了這麼多事，實在令人想不通。騙起人來簡直如魚得水，冷靜沉著。」父母大都自以為對孩子瞭若指掌；不想被人摸透的孩子，內心所想自然會深藏不露。受害者家屬提出訴訟，是基於人性是可知的、內在思維邏輯可受監控、悲劇乃遵循可預測的模式等原則，但這些原則仍有待商榷。他們也曾找尋可改變憾事的遺漏資訊。

沙特（Jean-Paul Sartre）曾寫道：「邪惡不單只是表面上的樣子」，又補充一句，「得知其目的也無法消除邪惡。」看來丹佛（Denver）郊區的民眾不怎麼讀沙特。

艾瑞克似乎是個想殺人的精神病態，狄倫則是個想尋死的憂鬱症患者，兩人的瘋狂迥然不同，才會造就這場悲劇。要不是被艾瑞克牽著鼻子走，憂鬱的狄倫也不會變得想殺人。要是沒有拉狄倫下水的刺激感，艾瑞克大概會頓失誘因。

艾瑞克的惡意很驚人，狄倫的逆來順受也同樣驚人。狄倫寫道：「想到自殺，我就覺得有安息的希望，不管下輩子會到哪──終於不用再跟我自己、世界、宇宙奮戰──我的身心、所有地方、所有事物都將回歸安寧──我──我的靈魂（存在）。」他描述自己「在無邊無際的現實中，受著來自四面八方、永無止境的苦痛」。在他日記中最常出現的字眼是愛。

艾瑞克寫道：「你我可是天壤之別，你竟敢以為我跟你是同一物種。你不是人，是機器人……要是你曾惹我生氣，讓我看到你，你就死定了。」他在日記中寫到未來上大學後，要把女生騙到他房間，強暴她們，還寫著：「我想用我的牙齒把人的喉嚨撕開，像扯開易拉罐那樣。我想抓住弱不禁風的小高一，像匹惡狼般把他們撕裂，掐死他們，捏爆他們的頭，撕開他們的下巴，把他們的手臂折成兩半，讓他們瞧瞧誰才是上帝。」艾瑞克是失敗的希特勒；狄倫則是失敗的霍爾頓．考菲爾（Holden Caulfield）（譯註：霍爾頓．考菲爾是沙林傑小說《麥田捕手》的主人翁，性格孤僻叛逆，但其實內心充滿了愛）。

蘇．克萊伯德強調兒子的死跟自殺脫不了關係。曾對自殺有諸多著墨的卡爾．梅寧格（Karl Menninger）說，人要同時出現「想殺人、想被殺、想尋死」的念頭，才會自我了斷。想殺人的念頭不一定總會付諸實行，卻是整塊拼圖中至關重要的一片。艾瑞克想殺人，狄倫想尋死，而兩人都認為這些經歷是昇華神聖的必經之路；兩人都曾寫到，他們將透過殺戮脫胎化為神。

兩人華而不實的拙劣妄想跟一般青少年沒兩樣。殺戮接近尾聲時，在科倫拜高中校園中，躲在學校餐廳的目擊者聽到其中一名兇手說：「今天世界即將終結。今天是我們死去的日子。」他幼稚得將自我和他人混為一談。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曾寫道：「殺人者只會殺死一個人，自殺者則會殺死所有的人，在他看來，他滅絕了全世界。」

為精神疾患喉舌的人指出，多數犯罪都不是出自精神疾患之手，而且大多數精神疾病患者都不會犯罪。若認為科倫拜事件是由心智正常的人所犯，代表了什麼？許多罪大家忍住沒犯，是因為自知會惹上麻煩，或被灌輸道德標準。大多數的人都有過想偷東西的念頭，都曾偶爾氣到有股衝動想把親近的人幹掉。可是不去幹掉學校幾乎不認識的同學、佔領校園的原因，並非害怕遭懲處或有違道德良心；心智正常的人根本連想都不會去想這種事。

雖然狄倫很憂鬱，可是他既無思覺失調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躁鬱症，也沒有符合其他精神疾病診斷的症狀。即使狄倫思緒混亂失常，他所做的事也不會因此變得不那麼罪大惡極。蘇．克萊伯德拒絕歸咎於惡霸、學校或兒子的腦內生化物質，由此可見她下定決心認定有些事就是毫無來由，我們只能接受事實，這也是她的初衷。邪惡和疾病的交界永遠界定不清，她也沒去試圖釐清。

大屠殺過後沒多久，一名來自芝加哥的木匠來到里特頓市（Littleton），立了十五根十字架，以茲紀念每名罹難者，包括狄倫和艾瑞克。許多人在艾瑞克和狄倫的十字架前堆上鮮花，和其他罹難者一視同仁。其中一名受害者的父親布萊恩．羅賀堡（Brian Rohrbough）將艾瑞克與狄倫的十字架移除。「不要用十字架紀念殺人犯來糟蹋耶穌的恩典，」他說。「聖經可沒提到要原諒不思悔改的殺人犯。不知悔悟的人沒必要原諒──這才是聖經的教誨。」他對基督教教條的詮釋，顯然有重新思索的空間，但布萊恩會說出這種話，是因為世人都誤以為悼念亡故的犯人就等於是原諒兇手，而原諒兇手則會隱蔽惡行的恐怖性。

蘇並沒有要世人原諒兒子，她連想也沒想過。她解釋自己對案發始末毫無頭緒，但並未開脫責任；她將自己的不知情，形容為對兒子和世人的背叛。罪大惡極的犯人命喪黃泉或許是眾望所歸，但只要有孩子死去，就代表有父母希望潰滅。蘇藉由寫下這本哀戚的書來懺悔。仇恨並未泯滅愛意。愛與恨確實總是形影不離。

初次見面時，蘇告訴我，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她得知科倫拜高中出事的那一刻的想法。「里特頓市所有母親都在祈禱孩子平安，我卻得祈禱我的孩子能在傷害任何人之前就死去，」她說。「我心想，要是他真涉案，也僥倖活了下來，一定會受法律制裁、遭處決。我無法忍受要失去他兩次。我拚命祈求上蒼，希望他會自我了結，起碼這樣我就知道他想尋死，他也不會被警方射殺，留下我滿腹疑惑獨活。也許我做的沒錯，但後來我懊悔許久：我希望兒子自我了斷，他也的確自殺了。」

會面那個週末即將結束時，我問湯姆和蘇，若狄倫現在和我們同在一室，他們想問他些什麼。湯姆說：「我想問他到底在想什麼，他到底以為自己在幹嘛！」蘇低頭凝視地板，過了一分鐘才輕聲說：「我想請他原諒我，原諒我這個當母親的，居然不知道他內心有多麼痛苦，原諒我沒幫上他的忙，原諒我讓他覺得不能向我傾訴。」五年後，我向她提起這段談話時，她說：「事發當下，我曾希望自己沒生過小孩、沒結過婚。如果我和湯姆沒在俄亥俄州相遇，狄倫就不會存在於這世上，也不會發生這麼可怕的事。可是隨著時間流逝，我逐漸覺得自己很慶幸有孩子，因為對孩子的愛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事，儘管代價是這麼痛苦。我所謂的痛苦，指的是自己的痛苦，而非別人的痛苦；人生本來就充滿痛苦，而這痛苦是屬於我的。我知道若狄倫沒出生過，對世人來說會比較好。但我相信對我來說不然。」

我們通常是驟然失去，但蘇卻是接二連三地失去兒子：失去兒子本身；失去對他的印象；喪失防衛，承認兒子最黑暗的一面；喪失除了殺人犯之母外的其他身分；喪失人生取決於邏輯，只要循規蹈矩，就可避災免厄的信念；悲痛無從比較起，說蘇是里特頓市所有罹難者家屬中最難過的也不對。發覺自己根本不瞭解兒子的她，感到痛苦萬分，也為兒子造成的傷亡感到痛苦，兩種痛苦交纏糾結，理也理不清，她不知如何是好。她因喪子而哀傷，因其他孩子罹難而哀傷，因自己沒養出一個讓世界更美好的快樂小孩而哀傷。她必須與這些哀傷搏鬥。

家有小孩，而且孩子帶來的小問題你都可迎刃而解，的確令人陶醉；當孩子開始出現你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卻會讓人失落不已，此乃天下父母心，而本例當事人的失落感，更是非常人所及。

蘇形容自己天生就愛取悅人，也表明了要執筆寫作，就必須與自己的個性背道而馳。她寫這本書來悼念狄倫，書中也未避重就輕，還呼籲世人起而行，提倡心理健康及研究。品行端正、意志堅定、不失尊嚴的蘇，一路走來踽踽獨行。沒有人有過像她那樣的遭遇。在某種程度上，蘇跟狄倫一樣不可知。寫下自身經歷時，她選擇了將不可知的一切公諸於世。

奧維德有句名言：「欣然迎接痛苦，因為你一定會獲益匪淺。」但面臨這等痛苦，我們也沒什麼選擇；你不可能將痛苦拒於門外。苦痛來臨時，你大可大發怨言，卻無法將它趕出門外。深受其害的蘇未曾有過怨言，但她的故事和約伯的遭遇如出一轍。約伯說：「難道我們從神得福，也不應當受禍嗎？」接著他說：「因我所恐懼的臨到我身，我所懼怕的迎我而來。／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靜，也不得安息；患難卻仍來到。」最後還說：「我雖說話，憂愁仍不得消解。」

蘇的書娓娓道來宛如約伯的經歷，道盡自身如何從天堂掉入地獄，下半生再也與安適無緣。或許最了不起的是，她在書中坦承言語無法敉平這等傷痛。她連試也沒試過。她不是為宣泄情感、讓自己好過，才寫成這本書。她只想道出自己接受事實、與逆境搏鬥的心路歷程，將自己受的折磨物盡其用，希望他人讀了之後，能免受她、她兒子及兒子的受害者所吃的苦頭。

此選讀摘自《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

作者 蘇.克萊伯德

出版 商周出版

（部分內容經小編刪修）